美国因素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新变数。

美国在2017年对中国启动301条款，按照美国国内法对中国进口提出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对美科技企业的投资设置更大的限制，都对双边贸易和经济活动造成困扰。

不过301条款调查一般要半年到一年，我们要利用调查给出的缓冲期，玩好特朗普总统一以贯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游戏。

美国财税制度改革已获众院通过。虽然美参院有不同版本的税改方案，主要是实施时间推后一年以及降低收税成本的一些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因为明年的议会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有通过税改的意愿。

税改主要改变部分是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0%，个人所得税从7个档次减少至4个档次。所得税大幅下降将大幅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对于国外直接投资和美国海外企业的回归有重大的吸引力，对中国部分综合成本较高的制造业应该是有吸引力的。

个税的调整是吸引各方面人才的重要举措，在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竞争。

中国需要较细地比较一下中美综合成本，特别关注那些具备向高端制造升级的企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比较，考虑政策的调整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避免美国税改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上任带来美国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向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11月特朗普总统提名鲍威尔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分析认为，鲍威尔会向特朗普总统希望的那样采取温和的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接近潜在增长速度，而且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胀明年会超过2%货币政策的目标，达到2.1-2.3%的水平，因此明年4次加息也是被预期的。美元更高的利息意味着美元收益率提高，会吸引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资本流入美国。

实际上近两年来，中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不合理的对外收购活动，设置对外投资一些领域的限制，管控资本大规模流出，就是对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的应对，2018年这些举措可能需要延续。

十九大以后国内将推动更大开放格局的战略，在资本流向管理方面，以及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改革方面，中国仍需要采取更平衡的政策和措施。

至于人民币汇率，在央行中间价新的设定规则下，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相对贬值对人民币产生的综合贬值影响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